我国古代筝乐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筝乐是一种艺术，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意蕴的生动体现。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筝乐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有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汉魏六朝筝乐文化研究从时间上看跨度较大，但从历史发展环环相扣的角度考虑，汉魏六朝时期从相和歌到清商乐，筝始终作为重要的伴奏乐器适应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需要。

一、汉代的筝乐文化

汉代初年，俗乐逐渐被官方正统文化所接纳和承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空间。汉高祖刘邦重视无为而治，使生民百姓得以休生养息；汉武帝时汉代国力达到顶峰，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伴随着汉朝和匈奴的屡次开战，大汉王朝逐步掌握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国土疆域不断扩大，为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1、汉代筝乐的基本情况

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汉代筝乐蓬勃发展。中古伎乐时期筝器最常见的弦制为五弦、十二弦和十三弦，汉代多用十二、十三弦筝。最初的五弦筝定弦较为简单，分为宫商角徵羽和徵羽宫商角两种。发展到十二弦筝时，定弦也分两种，一种是按宫商角徵羽的顺序重复两次以后再加上宫商两音，还有一种是按徵羽宫商角的次序重复两遍再加上徵羽两音。

十三弦筝的定弦则稍显复杂，一种是从徵音开始，重复宫商角徵羽两次之后再加上宫商；还有一种是从宫开始到徵羽，再把宫商角徵羽重复两次。这种定弦方法的特色在于从宫到徵形成了一个纯五度的音程关系，既符合五度相生的律制原则又使得筝乐演奏自带和谐的音色效果。

汉代的民间筝乐质朴无华，清新纯粹，贴近群众的生活，表达人民的心声，如桓宽所言无要妙之音，无变羽之转。汉代筝乐的使用场合从郊庙祭祀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从宴请宾朋到生活娱乐，从宫廷贵族到人民大众，可谓是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

2、汉乐府中的筝乐遗响

乐府最初指的是我国古代的音乐官署，属于少府下辖的音乐机构，乐府的主管官员称之为乐府令，其下还设有乐府三丞，分别是乐府音监、乐府扑射和乐府游徼。乐府音乐文化的缘起受到礼乐文化、荆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乐府自秦便已有之，而汉代良好的外部条件、经济基础、社会氛围和礼乐思想等呼吁着汉乐府的重整与扩建。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规定郊祀礼仪，立乐府采诗夜诵，乐府生机勃勃，由此汉代乐府获得空前发展，是为乐府发展史上的繁盛期。

相较于秦代，此时乐府的主要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乐府兼具搜集整理民歌、填写新歌辞、创作新乐章、改编新曲调以及训练专门的乐人乐工等多重职能。扩建乐府的意义不仅体现在音乐机构规模的扩大，更体现在乐府对民间音乐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搜集整理，使得民间音乐得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汉时，把在乐府中合过乐的曲词称为歌诗，乐府歌诗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从乐府歌诗中可观民间的风俗，知百姓的心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迭，乐府中作为音乐本体的“乐”慢慢遗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而作为文学本体的“诗”却留青于历史，乐府诗歌成为后世唐诗宋词的重要源头。

这种现象与我国传统音乐与生俱来的特征和以口传心授为主的传承方式不无关系。乐府始建于秦代，经历了汉代的繁盛发展而后衰落重构，东晋以后，乐府的概念泛化，也作为一种诗体的名称。魏晋六朝时期乐府历经改变革新，仍旧属于官方建立的音乐机构。乐府的曲体结构、组织形式、音乐旋律以及风格特征对后世音乐的发展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汉代乐府属于朝廷官署，其主要职责是采诗，汉乐府相和歌中所用到的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和楚调曲在使用乐器方面均有用筝的记载，尤其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平、清、瑟三调，筝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汉代乐府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筝乐的发展，民间筝乐的题材和风格经过乐府的加工和再创造，筝乐的艺术性得到了较大提升。

3、汉代相和歌及相和大曲中的筝乐

相和歌与相和大曲是汉代音乐艺术的代表性种类，文人、贵族争相填词，新作不断涌现，其音乐纯朴艳丽，当时之盛行，开一代之风尚。相和歌产生于汉代民间，是一种用丝竹乐器作为伴奏且击节而歌的声乐艺术形式。

相和歌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汉代相和歌的发展达到高峰之后影响仍然在延续，魏晋时期盛行的清商乐是汉代相和歌的进一步发展和承继，相和歌自两汉到魏晋，一直长盛不衰。

二、魏晋六朝时期的筝乐文化

魏晋六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各地分裂割据混战不休。但是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魏晋六朝却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其间历时将近三百年，音乐文化的发展有了质的提升，极具艺术和历史价值。

1、筝的选材、装饰

魏晋六朝时期，筝的制作工艺有了较大提升，主要表现在筝的选材、形制及装饰方面。选材是否考究直接关乎筝的音色，制筝所选择的材料与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不无关系。秦汉时期制筝所用的木料为质地坚硬且有韧性的桐木，桐木能抵御风侵雨蚀，不易变形，乃制筝良材。

魏文帝曹丕曾说：“斩泗滨之梓以为筝”，到了魏晋时期，属于落叶乔木的梓木取代桐木，成为制筝的首选材料，梓木为花黄色，比桐木更珍贵，用梓木制作出来的筝面板纹路清晰自然，着色清新淡雅。

魏晋时期社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制筝工艺大幅提升，除了选材之外，更加注重筝的装饰，精美的装饰直接反映了制筝水平的高超。《宋书》中有记载：“承天又能弹筝，上又赐银装筝一面。”此处所说的银装筝应是用白银作为装饰的筝，可以想见银装筝的精美华丽，此筝是皇帝赐予何承天的，由白银精雕细琢装点筝面，若置于阳光下弹奏，必定熠熠生辉。

沈约写过一首《咏筝》，其在诗中对筝柱的描写是“玉柱扬清曲”，用玉作为筝柱的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筝器的制作别致用心，非常注意细节。社会总体生产能力的提升，对筝器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筝器选材精良、形制成熟、装饰也愈发雅致细腻。

2、著名的筝人及筝的演奏指法

魏晋六朝时期见于史料明确记载的筝人有桓伊、侯瑾、曹丕、曹植、吕布等人。另外，写下传世《筝赋》的作者们以及创作有筝曲的皇帝、文人，不论其会弹筝与否，都是当之无愧的筝乐艺术家和鉴赏家。

关于筝的演奏指法，阮瑀的《筝赋》中提到：“五音并用，动静简易，大兴小附，重发轻随。”五音并用说的是筝的定弦以五声音阶为基础排列，泠泠弦上奏华章，弹奏的效果有动有静，动静结合，大兴小附，重发轻随反映的是传统勾搭的弹奏指法，可见当时勾搭指法的盛行。

3、魏晋六朝时期筝乐在相和歌中的运用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汉代打通丝绸之路的持续影响，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古老的江南器乐稳步发展。东晋以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为南方地区注入了新鲜的音乐文化血液，使得汉族器乐传统较为完整地在江南集中和保存。

魏晋六朝时期相和诸曲一直长盛不衰，筝作为其中重要的伴奏乐器，从上至下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传，筝乐也多展现出清越哀婉、迤逦动人和美妙奢华的艺术特色。相和歌辞多是由魏氏三祖所作，作品直抒胸臆，充满豪迈之情，魏晋以后相和歌逐渐雅化发展成文人音乐，为贵族阶层所欣赏使用，相和歌满载着悲情的歌辞决定了其音乐风格的导向。

社会的巨变利于各乐种之间的交融汇流，作为相和歌、相和大曲以及清商乐的伴奏乐器，筝乐为适应多样化的表演需要而不断发展变迁，筝乐具有很强的兼容性以及艺术生命力。同时，统治阶级重视享乐，爱好听筝赏筝，对筝乐演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社会思想对筝乐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魏晋六朝时期筝在相和歌、相和大曲、清商乐、清商三调歌诗等艺术形式中作为重要的伴奏乐器广为流传，可见筝乐国重民尚、深入人心。社会思潮对筝乐文化的影响不容小觑，玄学清谈的渗透为筝乐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玄学的兴起，引导着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多元化，魏晋六朝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显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清新活泼、俊逸洒脱的新氛围，而清谈的形式，则是将玄学精神付诸实际的体现。玄学与美学的内在意蕴紧密相连，玄学遂成为魏晋美学的精髓和灵魂。魏晋文人名士寄情山水，乐琴书以消忧，把玄学崇尚自然、任情豁达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魏晋风骨美学意味浓厚，留给后世以极大的想象空间。魏晋风骨是深情的感伤与智慧的哲学相结合，有玄心洞见、有妙赏深情。魏晋风骨筝上听，筝乐的美学风格也是魏晋风骨的一种体现。

玄之又玄，玄心是追求自然之心，洞察社会，洞见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雅士对人生价值的深邃思考，魏晋六朝时期筝乐发展繁荣，筝乐可寄托情怀，其中自有妙赏，同时也饱含着时人深厚的情感。

结语

从筝乐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和视角来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音乐的大融合，是魏晋六朝筝乐文化的突出特点，大量异族异地的歌舞、乐曲、乐器以及音乐理论的传入，使筝乐文化在南北、东西两大方向的交流空前繁荣。

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独特筝乐审美观及其与传统儒家、道家音乐观的交错、融合，成为魏晋六朝筝乐文化思想的一大基本特征。魏晋风度、魏晋风骨、魏晋风流，这是一个可以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时代，时代精神也贯穿在筝乐文化的雅俗观念和哀乐审美中。